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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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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真、善、美培养和谐的人
著名美国科学史学者乔治·萨顿说:“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人类所创造的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使命正是追求这些“非物质性的东西”,所以科学所表现的教育功能、培养人的功能,应体现在受教育者的人格力量、情感力量和知识力量的不断提升上,体现在真、善、美的协调上。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中启功先生所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漂亮大字所寓深意已远远超出了师范教育的意义,它表现着对受教育者完善人格的期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说:“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总之,教育不只是简单地培养一些专业人才,不只是使人在专业上成功,重要的是使新一代能生活、工作在“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
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我们有理由同意爱因斯坦的又一个深刻论断。他这样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判断是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这也正是早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先生主张的:大学培养的不应当是工匠,而应该是有良好素质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培养和谐的人,有良好的素质的人,应是教育和科学的最高成就。它贡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新产品,不是某种新技术,或创造出多少产值,而是这样的人。这种贡献难道不是比任何物质成果都更有意义和更重要吗?
着眼人文意义 强调道德力量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证明了在微观领域中弱力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杨、李因此而获诺贝尔奖,这是世界上科学界的最重最显赫的奖项,可是杨振宁教授却没有把这项科学成就直接看作是最重要的贡献,他最看重的是由其科学成就衍生出来的人文意义。其实,这是有普遍意义的,杨振宁教授提示我们,看待一切学术成果最重要的着眼点应是它的人文意义,包括那些标准的自然科学研究。
深刻的思想家们在精神深处大概都是相通的吧,李政道教授在1997年5月3日北京大学“纪念吴健雄大会”上的演讲中,深情地说:“我认为,我们怀念吴健雄,把爱因斯坦称赞居里夫人的话用在她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当这样一个伟人在她生命终了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记得她对人类工作上的贡献。比起她纯学识上成功而言,她在道德上、人格上的崇高品质对将来,对历史的作用更为重要……她的力量,她的愿望的单纯……她的科学客观的认识,她的坚忍不拔,这些优秀品格每一种都难能可贵,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旦她认定了一条路是正确的,她就坚决地走下去,决不改变。’”爱因斯坦、杨振宁和李政道等这样一些对人类科学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高尚道德的力量和深远意义。这是意味深长的,这里绝没有浮躁心态下易见的那种义利评价,更没有那种仅从政治得失着眼的狭隘取舍。这些对我们看待教育的追求和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成就,都是特别有启示的。
摆脱“经济效益”左右 具备精神受震撼的准备
行笔到此,不能不为我们当代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对人文意义的淡漠或失落感到遗憾、悲哀和严重不安。我们强调和提倡的科学发展观,首要的是对人的关怀、尊重和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却与此相距甚大。教育中出现的片面“产业化”等错误观念和行为,导致教育潜在着深层危机。科学研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充斥着只见“经济杠杆”调节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或如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声学专家马大猷先生指出的,我国的科研人员虽专业理论并不差,但是研究工作整体水平却严重落后,原因就是“国内科研环境不好”,“科学工作被要求直接为生产服务,基础研究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结果使多数研究人员只顾追求短期效益,却忽略了基础研究”。而他对解决研究工作整体上落后的着眼点,主要则在提高研究人员和领导者的人文素质上。
雅斯贝尔斯曾说一些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他就拥有一个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充满活力,对外开放,并且有吸收一切事物的能力。”特别值得注意的,他还指出:“但是在实施这种教育的同时,就对不同的人进行了筛选。”这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受教育的人都能学到教育的真正内涵,许多人浅尝辄止,仅仅是学到了肤浅、皮毛的东西。决定教育成功的因素,不在于语言的天才、数学的头脑或者实用的本领,而在于具备精神受震撼的内在准备。人文主义的教育就是个人的自我教育,即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教育所作的自我选择与淘汰。”
雅斯贝尔斯这些极有见识的话正启发了我们,是否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在教育中,在科学研究中,真正看重的到底是什么?评价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期待着什么样的“成果”?由于我们实际上冷淡了教育和科学中的人文内涵,而常常被急功近利和狭隘的“经济效益”所左右,随之也就失去了“筛选”的科学标准和合于规律的过程。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太缺少“精神受震撼的内在准备”了,暴露出许多的不协调。这或许是我们也连续不断地培养出相当多的优秀人才,但真正的大师难寻,如同某种经济繁荣使市场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万千种产品,但却没有名牌,这样的经济大概还是很不成熟和很不完善的经济形态吧。教育是否也如此呢?(作者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06年2月21日第3版 | |